可能是所處位置的關係，占地七萬一千多平方公尺的二二八和平公園，或許是全臺諸多公園中，最能呈現時代鑿痕、歷史刻跡的一座，甚至演變成為古蹟收容所及政治角力場，而對於我這一代的中老年男人來說，它更是我們少年時期被諄諄告誡，夜裡不得單獨前往的禁地，除非打算在白先勇的《孽子》裡軋上一角。
清領時期，這一帶本是未曾開發的荒地，到了光緒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劉銘傳才闢建規制宏大的大天后宮，位置在今臺灣博物館南側。根據李乾朗教授的復原圖，大天后宮若還存在，應與臺博館背靠背而涵蓋圓形的龍池。
日本殖民政府自1899年起，在大天后宮之南著手營造歐洲風格的公園，第一階段完成於1908年，因晚於圓山公園，故俗稱新公園，這名稱沿續了數十年。1913年起動工興建兒玉暨後藤紀念館，並拆除大天后宮，1915年紀念館落成，連同大天后宮遺址一併納入新公園的範疇內。
該館稱得上文藝復興風格建築的代表作，可與臺北賓館、總統府相互輝映，其希臘式的列柱壯觀宏偉，繁複的浮雕山牆絢麗華美，透進天光的彩色玻璃圓頂迷離夢幻，至於究竟展出些甚麼，我長大後倒是不曾參觀過。
二戰後兒玉暨後藤紀念館改為臺灣省立博物館，自1999年起又變成了國立臺灣博物館，館前正門邊一對銅牛是二戰後從臺灣神社（在今圓山飯店）移來的，據說來源是1935年舉辦臺灣博覽會時滿洲國所贈。
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，認為其一是旅臺日商訂製敬獻，另一則來自北海道。仔細打量，察覺二牛雖大小相仿，色澤與模樣略有差異，或許後說較為可信。
館前牆邊展示舊時代臺灣民間使用的石器。
公園西北角，亦即襄陽路與懷寧街口，陳列著臺灣第一號與第九號蒸汽火車頭。靠西側的是臺灣第一部蒸汽火車騰雲號，由德國廠製造於1887年，劉銘傳在該年購入，次年起開始行駛於臺北與基隆之間，至1924年退役。靠東首的第九號雖然在臺服役期間為1901至1925年，卻早在1871年即於英國出廠，先在日本奔馳，再南渡來臺，乃臺灣最古老的蒸汽火車。
臺博館西南側有座水池，跨池石拱橋和池畔石燈籠都是日據時代的遺存，流露出濃濃的東洋味。
臺博館正南有個日晷儀，表面已出現一道南北縱貫的大裂痕。
日晷儀東南的臺北廣播電臺放送亭設置於1934年，好讓買不起收音機的民眾得以收聽廣播，原意在宣傳教化，但當日本戰敗投降時，播放了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，也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日下午，由占領廣播電臺的民眾藉此發出控訴。
通過龍池與中國式亭閣水榭之間，前方即是二二八紀念碑。因新公園跟二二八事件沾上一丁點關係，1996年在當時臺北市長陳水扁的主導下，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，並在公園內約莫中心點設置紀念碑，日據時代該處原是擺放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塑像。
次年紀念碑文才鐫上，文末所稱「互助以愛，相待以誠，化仇恨於無形，肇和平於永恆」，對照臺灣現況，備覺諷刺。
此紀念碑的用料與設計具有許多象徵意義，請恕我出言無狀，其造型有些近似陽具，隱含著根深柢固、揮之不去的父權思想，而父權與威權往往是相互為用的，此外呈現多個尖角，彷彿隨時要扎人一般，代表各族群的正立方體各據一方，積不相容，這要如何「化仇恨於無形，肇和平於永恆」呢？
二二八事件確該紀念，若是由我設計，我會挖個大坑，悼念者或投一朵鮮花，或拋一張紙片，或撒一掌泥土，或扔一顆石頭，雖說傷痛無法撫平，教訓不應遺忘，然而待大坑填平日，也是該捐棄怨恨時，接著在原大坑處栽花種樹，以嘉惠後人，這概念接近反紀念碑主義（anti-monumentalism）。
二二八紀念碑之西，即懷寧街方向，有座露天音樂臺。根據老照片，可知這音樂臺已改頭換面多次，最早是座小涼亭，座位環繞四周，1935年因應臺灣博覽會，改為目前格局，但現今粗糙的水泥音樂臺是戰後重建的，遮醜用的彩繪讓人聯想起人行道上的變電箱和垃圾焚化爐的煙囪，安全帽式的設計倒是可以減少臺上表演者遭受日晒雨淋，並非全然一無是處。
音樂臺南側的急公好義坊立於光緒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以表彰臺北第三富的四品封典同知銜貢生洪騰雲捐建考棚，使得北臺灣考生不必遠赴臺南應考，巧的是同年開駛的臺灣第一號火車名為騰雲號，不知是否跟此公有關。急公好義坊原本位於石坊街，即今衡陽路，1905年因拓寬道路而遷移至此。
牌坊前的一對小石獅屬於牌坊的一部分，以達到阻隔、保護、裝飾的作用，牌坊後的幾根矮柱應是圍欄，橫杆已經不存。較大的石獅據說拆遷自臺北府衙，卻有細心網友比對舊照後發現不符，推測可能是大天后宮遺存，而母石獅也張著口，看來這並非李梅樹的創舉（請參見〈三角湧出李梅樹〉）。
緊鄰急公好義坊的福德宮香火頗盛，但棚架搭得太過突出，難免影響到百年古蹟的觀瞻，大家好像全都習以為常。
比起臺博館前銅牛、急公好義坊前石獅，更耐人尋味的是兒童遊戲場前的銅馬。此馬鑄得渾身肌肉遒勁，臉部青筋爆突，揚蹄奮勵，極顯神駿。
某網友認為此馬應非僅供小朋友騎乘玩耍的凡物，仔細觀瞧，果然在側腹發現櫻花紋路，再經數名熱心網友考諸文獻，對照舊圖，推測可能來自護國神社（在今圓山忠烈祠），其探索精神著實令人感佩，正也說明臺灣處處寶藏，步步學問，而高手往往藏於民間。
走過兒童遊戲場朝東行，左側的和平鐘是國際獅子會在1998年捐贈的，自然是呼應新改名的二二八和平公園，日據時代此處豎著兒玉源太郎的銅像。移走銅像應該鼓掌，再弄個銅鐘來，不免令人搖頭，難道真能因此帶來和平嗎？製作與裝設和平鐘的費用，不如拿去救助貧困。
追思廊與悼念牆都是為了紀念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而設置的。
二二八紀念館起初是建於1930年的臺北放送局，為臺灣第一個廣播電臺，二戰後改稱臺灣廣播公司，1997年以二二八紀念館的面目重新面世，入內得購票。我個人認為當初二二八紀念館應另選他址（南海路上其實另有一座），這裡則成立廣播博物館。
折而向西，左右兩側分別有企鵝噴水池及和平雕塑，後者也是國際獅子會所贈──繼續這樣下去，公園內人造物占地面積恐將大於樹林，或許已經超過了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散落林間的柱珠群，咸信皆源自遭拆除的大天后宮，若果真如此，那麼都屬百多年的古物，卻未受到妥善保護，淪為民眾座椅，另有一些被棄置在雜草間。
繞回公園路捷運1號出口這側，本來平平無奇，沒甚麼好敘述的，但幾個月後重訪，發現原先在凱達格蘭大道人行道上長期抗議的原住民遭驅離後，轉移到這邊。
往北，歐洲風格公園裡赫然冒出一整片中國式亭閣水榭，不禁喟然嘆曰：「嗟爾遠道之人，胡為乎來哉？」此因退守臺灣的國民政府為了彰顯本身乃中華正統，藉著大肆構築中國式建物來自我陶醉，新公園也未能倖免於難，1960年代蓋了一閣四亭，奇的是還搞了西式噴水池。並非中國式建築不美，然而此種行徑，簡直等同在生就血盆大口的茱莉亞．羅伯茲臉上硬安上劉玉玲的丹鳳眼，卻又染了一頭金髮，縱稱不上妖，卻分明是怪。
四亭分別為東南劍花亭，東北大潛亭，西北大木亭，西南倉海亭，名稱各自為連橫、劉銘傳、鄭成功、丘逢甲的字號，亭內擺著四人塑像，楹聯碑文都是請當時名家撰寫，如今已呈斑駁。
居中的三層樓閣名為翠亨閣，不消說，自然是紀念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孫文。既要如此迂迴，不如在四亭之中豎座假山，寓意「中山」，想必更高明些。
國民政府在新公園內蓋了四亭一閣後意猶未足，而且為了跟對岸的文化大革命別苗頭，如火如荼地推展復興中華文化運動，1975年又在東北角落（近公園路與襄陽路口）豎立至聖先師孔子的銅像，將該角落取名為杏壇。
近年來為了象徵空間解嚴，襄陽路側的圍牆遭到拆除，其他則仍保留。
有一堵石堆是以前未曾注意過的，因上端有兩座煙囪狀構造物，推測可能是防空洞。
黃氏節孝坊立於光緒八年（1882年），以表彰自二十八歲起守寡守節達四十六年之久的王黃氏，原本位於東門內，1901年因日本人建官舍而移至新公園。
以往來這邊逛，偶爾會去衡陽路的巷子內吃搶鍋麵，麵倒是其次，主因窄巷很有些意思。
今天無意再次前往，一來另有行程，須抓緊時間，再者去那得經過重慶南路，看了難過。要知道閱讀力象徵軟性國力，據說以色列人平均每人每年購買超過十本書，臺灣人不到兩本，扣除升學求職、減肥美容、養生保健、投資理財、八卦寫真等等，恐怕只剩半本。說到底，大部分臺灣人並不愛好知識，勉為其難讀書，為的是獲取立即的實質好處，加上網購興起，實體書店一間間關門大吉，重慶南路已從書店街變成商旅街了。此外，以色列人會在墓園放置書本，臺灣人則焚燒紙錢，後者其實也是為了得到祖先保佑，要真孝順的話，更應該燒些創業、投資的書籍給祖先，使他們得以在財務上擺脫對陽間子孫的依賴。
就近買了公園號酸梅湯與其旁的餅子，坐在路旁吞飲，前者可是間老字號，店員悄悄告訴我說，他們跟賣餅子的沒有關係。次年五月來時，老洋樓整修中，店家沒營業。
（續下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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